这次史无前例的“跑票”，可能成为默茨改革的隐形枷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子南】
2025年5月6日，德国联邦议院上演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博弈：弗里德里希·默茨在总理选举首轮投票中仅获310票，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未能在首轮选举投票中当选的候任总理。但短短数小时后，他在第二轮投票中以325票惊险过关，这场戏剧性转折不仅暴露了德国政治生态的深层裂痕，更预示着新政府的执政之路将荆棘密布。
默茨在首轮投票的失利源于其突然放弃“债务刹车”政策引发党内右翼的强烈反对；而部分社民党议员倒戈，叠加个人支持率不足且缺乏执政经验，最终导致其在首轮投票中陷入到尴尬窘境。次轮的逆转则得益于危机倒逼下的权宜妥协，默茨团队迅速与联盟内的反对派达成利益交换，同时借助局势动荡引发的政治焦虑迫使摇摆议员在“政府瘫痪风险”与“非理想人选”间选择后者。
在当地时间5月6日德国联邦议会首轮选举投票中，18名议员跑票，默茨意外未能当选总理 路透社
这场选举风暴撕开了德国政坛的脆弱面纱，对于勉强过关的默茨而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他必须带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德国经济走出泥潭，在执行严苛难民政策的情形下重建社会共识，同时抵御极右翼势力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冲击，而首轮投票所暴露出的信任危机，更可能成为其推动改革议程的隐形枷锁。
一、第一轮投票失利原因分析
默茨在首轮投票遭遇溃败，既是其个人领导力危机与政策急转引发的信任崩塌，更是德国政治生态在极端政党崛起、传统联盟共识瓦解下的必然结果。
首先，政策主张的剧烈转向撕裂了党内共识。默茨在选后组阁谈判中展现的财政政策转向，成为其首轮失利的关键导火索。作为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长期标榜的财政纪律象征，“债务刹车”原则原本是其吸引中右翼选民的核心招牌。
然而，为换取社民党对总理提名的支持，默茨突然同意拨款5000亿欧元推动绿色转型基建，并以“国家安全紧急状态”为由允许无限借贷，相当于实质上废除了财政约束机制。这种180度政策转弯不仅违背其竞选承诺，更直接触动了党内右翼的敏感神经，认为其是对保守主义价值观的背叛，从而导致首轮投票中有联盟党议员跑票。
其次，脆弱的执政联盟的结构性矛盾全面爆发。联盟党与社民党这场“政治联姻”的先天缺陷在首轮投票中暴露无遗。两党在竞选纲领上存在根本性对立：联盟党主张减税、收紧移民政策，而社民党坚持提高社会福利、推动气候正义转型，双方仅在阻止极右翼上台的最低共识下勉强结盟。
这种为权力而妥协的联合执政协议在实操层面遭遇双重反噬：一方面，联盟党基层对向社民党让渡教育、医疗等政策主导权深感不满；另一方面，社民党左翼议员认为协议过度倾向资本利益，因此在匿名投票下双方均有议员跑票。
再次，个人领导力危机加剧政治信任赤字。默茨自身的政治资本薄弱，作为从未担任过内阁部长的政治技术官僚，其在本次大选中为联盟党斩获的28.5%得票率已是该党自二战以来取得的第二差成绩，远低于默克尔时代平均38%的基本盘得票率。
民调显示，仅39%的选民认为默茨具备“危机领导力”，而在党内高层中对其战略判断力的不信任指数高达47%。这种双重信任危机在议会投票的现场得到了具象化体现。此外，默茨在竞选期间被媒体曝出“精英主义”言行——包括嘲讽德国东部地区基建状况落后、拒绝与工会代表对话，导致其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较低。当个人魅力无法弥合政策分歧时，投票溃败就成为必然。
最后，德国议会中左翼党与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强势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默茨的首轮选举失利造成了间接影响。
默茨于第一轮投票未能当选后，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公开批评默茨“无法胜任”领导德国 视频截图
二、第二轮投票通过原因分析
默茨的次轮得票逆转既得益于德国宪政程序的制度韧性——第三阶段的相对多数机制为其铺设兜底通道，更源于危机倒逼下的权谋妥协。
首先，从选举法规和流程来看，默茨不获得通过的概率本就极低。根据德国《基本法》，联邦议院选举总理的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统提名总理候选人，需获得绝对多数票（316票）才能当选。默茨虽在该阶段失利，但后续还有两个为他提供的机会。
第二阶段，议会可在14天内进行多次投票以绝对多数选出总理。考虑到联盟党和社民党拥有足够的议员席位及影响力，通过协商协调来争取支持的难度并不算大。若默茨再次失利，考虑到联盟暂无合适替代人选，第三阶段的“相对多数即可当选”实为替默茨准备的兜底机制。
其次，默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联邦议院其他党团的默许与支持。第一轮投票失败后，联邦议院可在14天内进行第二轮投票。但是联盟党、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议会党团经过协商，均同意对议事规则进行例外处理，决定在当天进行第二次投票，为第二轮选举的顺利举行创造了条件。
鉴于无法尽快选出总理，德国政治局势将陷入不稳定，因此在第二轮投票中并非只有联合执政的两党议员支持默茨。其他党派的一些议员也基于对德国政局稳定的考虑投了默茨的支持票，这也帮助其获得了足够的票数以成功当选总理。
再次，危机倒逼下的“恐惧共识”催化理性回归。当首轮投票后德国政局陷入“权力真空”的恐慌中，市场与社会的连锁反应反而成为默茨逆转的核心推手。首轮结果公布当日，法兰克福DAX指数开盘后一度下跌1.8%，最终收盘下跌0.4%。德国多个政党领袖和议员发出呼吁：德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为国家带来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政府。
同时，选择党试图利用执政联盟的困境扩大自身影响力，公开发表煽动性言论指责执政联盟无能。特别是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首次超越基民盟/基社盟创下新高。这种威胁促使中间派议员在“有缺陷的默茨”与“极右翼颠覆风险”之间选择了前者。
三、该事件造成的影响
默茨的艰难当选对德国政治生态和民主稳定性构成了长期挑战。它揭示了多党协商机制的脆弱性，考验了德国民主制度的适应性和联邦主义体制的协调能力。
一方面，执政联盟内部的信任危机加剧，施政效率面临结构性制约。默茨的艰难当选过程暴露了执政联盟的脆弱性，这种“勉强缝合”的权力结构将深刻影响未来政策的推进。首轮投票中执政联盟议员跑票揭示了联合政府内部的意识形态鸿沟——联盟党主张的财政紧缩、移民限制与社民党坚持的社会福利扩张、气候激进主义形成根本对立。
这让默茨与自民党、绿党等达成的共识更像是为短期利益交换而做的权宜之计，将导致政策工具箱过度庞杂：既要满足社民党左翼的碳税改革诉求，又需兑现对基社盟的巴伐利亚基建优先承诺，还要平衡绿党的环保议程与工业集团能源需求。默茨需要在制定政策时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否则可能引发联盟内部或各方的不满与抵制，这无疑会增加政策制定的复杂性，使决策过程变得繁琐和漫长，从而影响施政效率。
另一方面，默茨的当选过程引发了对德国民主制度适应性的深刻反思。德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依赖于多党协商与合作，而默茨的当选经历表明，这一机制在面对复杂政治环境时可能出现效率问题，难以快速应对复杂局势。未来若无改进，出现政治僵局的风险将上升，给德国民主制度带来严峻挑战。
同时，该事件也对德国联邦主义体制提出挑战。德国的政治结构强调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平衡，各州政治力量的影响力和立场差异对选举结果有重要影响。巴伐利亚州的基社盟（CSU）与默茨所在的基民盟（CDU）在政策优先级上的分歧，以及巴伐利亚州长索德尔等多名政要缺席默茨的宣誓就职仪式，均显示出联邦制下政策协调的复杂性。未来的政策制定需在联邦与州层面进行更复杂的博弈，可能导致政策执行的不一致性。
此外，默茨的艰难当选对德国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造成潜在冲击。选举过程中的反复博弈和党内矛盾公开化，使得选民对执政联盟的团结性和执政能力产生质疑。选民期望稳定、高效的政府，但执政联盟的内部分歧和艰难协调，暴露出其在团结和执政上的短板。这动摇了部分选民对政府的信任，降低其公信力。
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在短时间内显著上升，反映出部分选民对传统政党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在滋生蔓延。若传统政党不能及时调整并有效回应选民关切，这种不满情绪可能进一步加剧，导致选民流向极右翼等非传统政党。这将改变德国的政治版图，使政治格局更加碎片化，进一步冲击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给德国政治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深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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