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去相亲，半路被初中女同学拦住：你别去了，我嫁给你，行不
街角的偶然
＂王建军，你别去了，我嫁给你，行不？＂
那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我正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打算去赴一场相亲，却在街角被初中同窗李小芳拦住。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纺织厂工装，脸上带着倔强又羞涩的神情，眼睛里闪烁着我读不懂的光芒。
我愣住了，手里拎着的鲜香斋点心盒差点掉在地上，心跳突然加速，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青葱的年代。
＂小芳？你怎么在这儿？＂我结结巴巴地问，脑子里一片空白。
春风拂过她微微泛红的脸颊，她低下头，轻声说：＂我听说你今天要去相亲，我就在这儿等你了。＂
我和小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记得那会儿，我家住在北门街的老平房里，她家就在对面的筒子楼。
每天早晨，我们一起穿过晨雾弥漫的小巷，踩着石板路去上学，她总是安静地走在我左边，书包背得端端正正，两根细细的辫子一摇一晃。
上初中时，我经常帮她补习数学，她则给我带来自家炸的麻花和自制的酸梅汤。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清贫，却有着说不出的美好。
家里的老式＂红灯牌＂收音机每天早上都会准时播放《新闻和报纸摘要》，父亲抽着＂大前门＂香烟，听得格外认真。
母亲则在缝纫机前吱吱呀呀地踩着脚踏板，为邻居们改衣服，换取一些副食票或者肉票。
1984年，我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那天，小芳特地来我家门口等我，送了我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
＂建军，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盛满了星光。
我郑重地收下那支钢笔，那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贵重礼物。
就这样，我们的青春在那个物质匮乏但情感丰富的年代里慢慢流淌着。
每到周末，单位放电影时，我总会偷偷帮她占个好位置；逢年过节，她会给我送来她亲手做的灯笼或者剪纸。
我们就像两棵紧挨着生长的小树，没人会想到有一天会分开。
高考那年，我如愿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而小芳却与大学失之交臂。
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等了她两个小时，她却始终没有出现。
后来从同学口中得知，她去了纺织厂当了一名普通的挡车工，每天三班倒，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大学四年，我没少给她写信，可回信却越来越少，最后竟然杳无音讯。
我以为她忘了我，或者有了新的生活，便也渐渐将这段友情封存在了记忆的角落。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市教育局当了一名科员，在那个＂铁饭碗＂还金光闪闪的年代，这份工作让左邻右舍都羡慕不已。
每天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戴着刚配的近视眼镜翻阅文件，晚上回到单位分的一室一厅小楼房，日子过得规律而单调。
母亲总念叨着我已二十六岁，该成家立业了，便托人介绍了同单位会计科张科长的女儿。
＂人家姑娘条件好着呢，大学毕业，在银行工作，模样俊俏，还会拉小提琴。＂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你这个＇公家人＇，就该找个门当户对的。＂
父亲则在一旁点头附和：＂是啊，现在找对象，可不能只图一时的感情，要考虑长远，将来还要生儿育女呢！＂
就在这样的春日里，小芳像一阵风，闯进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
饭店的小餐厅里，我看着对面的小芳，心里五味杂陈。
她不再是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了，眼角已有了细纹，曾经乌黑的长发也剪短了许多，手上还有几处被纺织机磨出的茧子。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微微一笑，眼里却闪过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还行，就是有点忙。＂
我给她倒了杯茶，发现她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关切地问。
她这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小芳的母亲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常年吃药，父亲在她高考前夕在工厂意外受伤，落下了残疾，家里顿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
她不得不放弃了复读的机会，匆忙顶替父亲的位置进了纺织厂。
这些年，她换了好几份工作，从纺织厂到服装厂，再到百货商店当售货员，为的就是多挣些钱给父母治病。
＂高考那年，我本来考得还不错，差十几分就够一本线了。＂她苦笑着说，＂但爸爸出事后，我就知道，大学不再是我能奢望的了。＂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酸楚，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她的手：＂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啊。＂
她轻轻摇头：＂你要上大学，前途光明，我不想拖累你。＂
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脸上，我突然发现，那双眼睛，虽然布满疲惫，却依然清澈如初。
＂那今天...你为什么...＂我欲言又止。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在哪里。＂她垂下眼睛，＂我经常偷偷去你单位门口看你，看你西装革履地上下班，看你和同事们说说笑笑...＂
我的心猛地一颤：＂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不敢。＂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看着你过得这么好，我怎么好意思打扰你的生活？＂
＂可是昨天在厂里，我听同事说起你要相亲的事，我就...＂她的声音哽咽了，＂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在这个人人都在追求更好生活的时代，她始终保持着一颗纯净的心。
我把相亲的事情推掉了，又约了小芳几次，每次见面都聊得很投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一天晚上，我带她去看露天电影《天长地久》，坐在草坪上，借着月光，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小芳，我们在一起吧。＂我鼓起勇气说。
她先是一愣，随后微微摇头：＂建军，你父母会同意吗？＂
我拍着胸脯保证：＂我会说服他们的，你放心。＂
当晚回到家，饭桌上我小心翼翼地提起了小芳的事。
母亲的筷子当即就顿在了半空中，脸色铁青：＂听说你最近没去上班，是跟一个纺织厂的女工混在一起？＂
我有些意外：＂您怎么知道的？＂
＂这个单位小区，风吹草动都瞒不住人。＂母亲冷哼一声，＂张科长都打电话来问我了，说他女儿在相亲地点等了一个小时，你人影都没见着！＂
＂她是我初中同学，叫李小芳...＂我试图解释。
＂一个工人，能配得上你吗？＂父亲从报纸后面冒出一句，语气生硬，＂你可是国家干部！体制内的人！＂
我有些激动：＂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究这些？＂
＂什么年代都一样！＂父亲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门当户对，天经地义！你看看人家刘局长的儿子，找的是法院院长的女儿；李处长的女儿，嫁的是外贸公司的科长...＂
＂那都是别人的事！＂我争辩道。
＂你以为是过家家呢？＂母亲接过话茬，＂结婚是大事，要考虑方方面面。人家一个工厂女工，文化水平低，见识也有限，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跟你的同事交往？再说了，她家里条件差，万一她父母有个三长两短，还不都得你来养？＂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回到自己的房间。
从那天起，家里每天都是争吵。母亲威胁说如果我执意要娶小芳，就别认她这个妈。
父亲则反复强调门不当户不对的道理，还拉来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
单位里，领导也找我谈话，委婉地表示：作为国家干部，婚姻大事要慎重，不要被一时冲动影响了前途。
邻居们私下议论纷纷，说我是吃了＂迷魂汤＂，被一个＂工厂妹＂给缠上了。
我夹在中间，压力越来越大。
小芳很快察觉到了异样，她不再约我去看电影，也不在我下班的路上等我了。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她写来的一封信。
信封里还夹着我当年送给她的一张黑白合影，照片背面写着＂永远的同窗＂几个字。
＂建军，别为难了。＂她在信中写道，＂咱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不想拖累你。你父母说得对，我只是个普通工人，配不上你这样的人才。祝你幸福。＂
字迹工整，但能看出她写信时的颤抖。
我读完信，心如刀割。小芳的善良和懂事，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和她在一起的决心。
这世间的身份地位、门第观念，为何要将两颗真心阻隔？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脑海中不断浮现小芳在纺织厂车间忙碌的身影，想象她为了家庭日夜操劳的艰辛。
终于，在黎明时分，我作出了一个可能改变我一生的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穿戴整齐，郑重其事地来到局长办公室，递交了辞职报告。
＂我要去南方打工。＂我平静地说。
局长听说后连忙劝我：＂你小子疯了？现在多少人挤破头想进体制，你倒好，说辞就辞！这铁饭碗扔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我知道，但我必须这么做。＂
＂为了那个女孩？＂局长摇摇头，＂年轻人啊，感情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坚定地回答：＂我想证明，爱一个人，不该有身份的界限。如果说工人配不上干部，那我就不当干部了，我也去当工人。＂
回到家，父母得知我辞职的消息，几乎崩溃。
母亲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一个工作多好的差事，就这么不要了！你对得起我和你爸这些年的养育之恩吗？＂
父亲则是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混账东西！辞了工作你拿什么养家？你以为南方那么好闯？听说深圳那地方乱得很，你一个从小没吃过苦的，能吃得了那个苦？＂
我没有反驳，只是默默收拾行李。离开前，我在家门口磕了三个头，算是给父母的一个交代。
南下的列车上，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我的心情却异常平静。
也许是因为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由自己决定的选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
南方的生活比想象中艰苦得多。我先在一家外资电子厂当了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站得双腿发麻，手指被电烙铁烫出一个又一个的水泡。
晚上回到拥挤的十二人间宿舍，蚊虫叮咬，闷热难耐，我却没有一丝后悔。
有时候，深夜里躺在硬邦邦的铁架床上，我会想起办公室里那把舒适的转椅，想起单位食堂的红烧肉，想起父母期待的眼神。
但更多的时候，我想的是小芳那双清澈的眼睛和她写信时颤抖的笔迹。
三个月后，我攒下第一笔工资，寄了一半回家，另一半连同一封长信寄给了小芳。
＂小芳，我现在也是工人了，每天和机器打交道，皮肤晒黑了，手上也长了茧子。如果工人配不上干部，那工人总能配得上工人吧？南方的天空很蓝，街上的氛围很自由，这里不看重你的出身和背景，只看你的能力和努力。我在这里等你。＂
信寄出后，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回音。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依然没有回信。我开始怀疑信是不是寄丢了，或者小芳已经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
某个周末的清晨，我正在工厂附近的小摊上吃早餐，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王建军，你就只会吃这种路边摊吗？＂
我猛地回头，看到小芳站在不远处，手里提着一个旧帆布包，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刚哭过。
＂小芳！＂我激动地站起来，差点打翻了面前的稀饭碗。
她微微一笑：＂我收到你的信和钱了，哭了一整夜。我没想到，你会为我做到这一步。＂
她告诉我，收到信后她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来打扰我的新生活。
但最终，她鼓起勇气，向厂里请了长假，独自一人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来到深圳。
＂我想亲眼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她说。
我握住她的手：＂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
她的眼睛湿润了，轻声问：＂你真的不后悔吗？＂
＂永远不会。＂我坚定地回答。
小芳决定留下来。我们在深圳租了一间小小的出租屋，白天各自去上班，晚上一起去附近的夜市吃炒粉和烧烤。
三个月后，我们在一家简陋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没有豪华的婚纱，没有气派的婚车，没有热闹的宴席，甚至连父母都没有到场。
但我们的心却从未如此贴近过。
出乎意料的是，那位曾经的＂相亲对象＂——张科长的女儿张丽，竟然专程从北方赶来祝福我们。
她带来了一盒喜糖和一个小小的红包，说是代表我的父母来的。
＂叔叔阿姨其实很想你，只是拉不下面子。＂张丽悄悄告诉我，＂我们来之前，阿姨还特意嘱咐我多带些你爱吃的家乡特产。＂
听到这话，我的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婚后的某个夜晚，躺在简陋的床上，小芳枕着我的手臂，轻声向我讲述了一个秘密：
＂其实，我从初中起就喜欢你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了这美好的梦境，＂每次你帮我补习数学，我都故意装作听不懂，就为了多看你几眼。＂
我失笑：＂真的假的？那你数学考试怎么总是比我高？＂
她吐了吐舌头：＂那是因为我回家后会偷偷再复习一遍你教我的内容。＂
她还告诉我，高考那年，她考得其实不错，眼看就要跟我一起上大学了，却在最后关头因为父亲的意外而不得不放弃。
＂你知道吗，那天我在厂门口看到你的时候，心都快跳出来了。＂她靠在我怀里，声音轻柔，＂我在想，如果这一次我再不勇敢一点，可能这辈子就再也没机会了。＂
我紧紧抱住她：＂幸好你勇敢了，否则我现在可能正在相亲，或者已经和不爱的人结婚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在深圳扎下了根。起初的艰难慢慢被希望所取代。
我从流水线工人做起，凭借着大学所学和勤奋努力，逐渐做到了车间组长，后来又调到了办公室做管理。
小芳也从一家港资工厂的普工做到了质检员，每月能拿到比在家乡高出好几倍的工资。
我们省吃俭用，终于在九五年攒下了一笔钱，在深圳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
生意虽然不大，但日子过得踏实而充实。
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摆着我和小芳的黑白合影，照片已经有些泛黄，却承载着我们最珍贵的记忆。
父母那边，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态度也渐渐软化。
特别是听说我们在深圳买了房子，开了店，日子过得有模有样后，他们的气也消了大半。
九七年春节，我和小芳回了趟老家。。
这么多年过去，他们都老了许多，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深了。
看着他们喜悦的样子，我知道，所有的隔阂都已烟消云散。
如今，常有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我总是笑而不答。
人生在世，名利地位皆是浮云，唯有那些刻在心底的真情实感，才是最珍贵的财富。
每天清晨，我和小芳一起站在阳台上迎接朝阳，看着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在晨光中苏醒，心中满是感恩和希望。
幸福，原来从来都不远，它就在街角的偶然相遇中，在平凡生活的细微处，在那句＂我嫁给你，行不？＂的勇敢表白里。
那个春天的街角，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